从创始者到规则制定者——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世纪互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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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创始者到规则制定者——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世纪互动


20世纪初,“西学东渐”推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兴起。1925年,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,为全国性图书馆专业联络和国际交流提供了组织基础。1927年9月,在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,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性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,与英、美等14国代表共同签署了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(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)的决议书。她叫韦棣华(1861—1931年),在湖北与胡庆生、沈祖荣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——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,中国由此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5个创始成员国之一。但这个“创始”究竟意味着什么?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现任秘书长梅米斯2026年访问北京大学时谈道,中国是创始成员中唯一来自欧美以外的国家,“正是中国的参与,推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走向更多元、包容的发展格局”。这说明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动的“后来者”,而是这个全球专业组织多元基因的提供者之一。


关于合法席位的协商与博弈


1949年后的30余年间,中国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悬而未决。这种“缺席”并非专业能力的缺失,而是国际政治格局投射在专业组织中的结果。


转机出现在1980年。彼时,中国图书馆学会刚刚成立一年,急需在国际专业组织中确立合法身份。当年8月,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的丁志刚、梁思庄以个人身份列席马尼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46届大会,与时任主席格兰海姆、秘书长维津斯特鲁姆展开协商,最终达成的“八点协议”在法理上解决了恢复会籍的政治前提与技术路径。


终于在1981年,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恢复国家协会会员资格。同年8月,以丁志刚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第47届国际图联大会,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国际专业交流渠道。


中文成为工作语言用了八年


如果说恢复会籍解决的是“能不能参与”的问题,那么中文作为工作语言的确立解决的则是“以什么条件参与”的问题。这两者之间的区别,恰恰是“形式”与“实质”的分界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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